本文节选自李燕著作《 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第二节：双重边缘的弱者人生：《少女小渔》、《扶桑》、《小姨多鹤》P99~105，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

在中国民间一直有关于“地母之神”的传说。地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她既是生殖力的象征，又是精神意义上的生存意志，她以包容万物的胸怀宽恕罪恶、消解灾难。扶桑具有东方“地母”形象的特质，同时又因处于移民处境、异国恋情之中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异国中的中国“地母”成为东方民族的寓言形态，正如詹姆逊说：“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机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①

扶桑是19世纪末被拐到美国的三千中国妓女中的一个，她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漂洋过海的卖笑生涯中，她的姐妹们“在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已两眼混沌，颜色败尽，即使活着也像死了一样给忽略和忘却”。只有扶桑像个奇迹一样活了下来，而且还成了名妓，她被多次拍卖，遭受皮鞭的抽打、甚至轮奸，在患痨病后差点被人勒死，经历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却仍然“健壮、自由、无懈可击”，这个任人蹂躏的旧金山性奴具有不可思议的强大生命力，甚至连虐待她的人都为之惊讶不已。

扶桑“成熟、浑圆、高大、实惠，动作迟钝，口慢脑筋慢”，“微笑得那么无意义，带一丝蠢气”，她被搁在贩卖的船舱里的神情如同动物，“嚎起的嘴唇和垂下的睫毛使她脸上出现了母牛似的温厚”，上岸称体重时“卖力地吊在那里，被猎来的兔那样团团缩紧腿，让人看详尽”。这个从远古走来的扶桑美丽性感、麻木顺从，有着未被文明污染的纯洁善良，扶桑的外表与神情如同张爱玲信仰的“地母”形象：“奥涅尔以印象派笔法勾出的地母娘娘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乳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实，懒洋洋 地像一头兽。她……像一条神圣的牛，忘了时间，有她自身的永动的目的……”②

长篇小说《扶桑》（2010年版，绝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宽容忍耐的扶桑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始终保持着一抹“谜样的微笑”，甚至以享受的姿态承受一切苦难和不幸。扶桑的神秘魅力使十二岁的白人男孩克里斯为之痴迷，他爱上了这个具有魔力的东方女子。少年克里斯不惜违背家训、背叛家族来与扶桑相会，扶桑的内心也深深地爱恋着这个异国的少年。

当时正处于美国历史上排华运动最强烈的时期，克里斯不自觉地参与了一场“反华排华”运动，并于不知情中参与了对扶桑的轮奸。扶桑没有做任何反抗，只是奋力用牙咬掉施暴者胸前的纽扣，并把情人克里斯的那枚藏于发髻中，她以这种行为“掩藏起最远古的那份雌性对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与宽恕”。她原谅了克里斯的罪过，并拒绝了被他拯救的机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族群，即使那是种地狱般的生存状态。

扶桑身上的母性同样感化了杀人如麻的大勇，这个在洋人眼中“数十位恶霸英雄的总积”的人物以他的仗义和勇猛与洋人对抗，处处维护同胞的利益。大勇成为那个华人移民饱受歧视、凌辱的年代中的华人英雄，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男权者，他像对待宠物一样使唤、虐待逆来顺受的扶桑。这个集恶霸与英雄于一体的大勇最终为了扶桑被洋人处死，扶桑拒绝了克里斯的爱情，与大勇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并以寡妇的身份生存至晚年。

扶桑这一形象以及她与白人克里斯、同胞大勇的爱情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扶桑是一个卑弱、顺从、忍耐的女性，这个弱者以她的悲悯宽恕了强者对她的欺凌，呈现出弱到极处的内在强大和尊严，“她把她的厚谊变成宽容，她把宽容织成一张网，蓦然间，他已不出，成了终生的良心的俘虏，甚至她把他吐实情的机会也歼灭在这张包容一切的宽容之网中。是是非非一网打尽”。小说中，扶桑“跪着”的形象充满丰富的意象：

“克里斯带点酸楚地承认，跪着的扶桑是个美丽的形象。美丽是这片和谐。跪着的姿势使得她美 得惊人，使她的宽和柔顺被这姿势铸在那里。 她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的居高临下者。她跪着，用无尽的宽恕和柔顺梳理这黑色的绞索般的长发。这个心诚意笃的女奴是个比自由含蓄而丰富得多的东西，这个不可捉摸的含义使她美，使她周围的气氛也美了。”

扶桑成为弱势东方的象征，她“跪着”的形象以弱者展示出悲悯和宽恕的神性力量，因此“跪着”的低贱姿态与真正的高尚并不冲突，正是这种矛盾的和谐构成了扶桑“谜一样”的东方魅力。西方白人克里斯爱上了东方女性，他眼中的妓女扶桑与神秘“东方”息息相关：“庞大的发髻，一 根白玉簪，一串浅红绢纱花从左耳一路插下来”、“半透明的绸衣”、“微微一笑”，扶桑对于克里斯是“如此新鲜、异样的诱惑”。“东方，光这字眼就足以成为一种神秘的起源。”

十四岁的白人克里斯通过中国妓女扶桑不仅走向女性，他还走向东方和远古，走向天真的一种原始”。这个东方女性的苦难和“跪着”的形象使白人男童克里斯产生了拯救她的强烈欲望，他时常“梦想中的自己比他本身高大得多，持一把长剑。一个勇敢多情的骑。那昏暗牢笼中着一位她在等待他搭救”。克里斯变成了古老陈腐的东方文化的拯救者。白人克里斯把扶桑救出妓院，拯救会里的白人给她换上宽大的白麻布衬衣，但扶桑却对干净文明的拯救会极为不适应甚至一度容颜憔悴。当重新穿上皱巴巴的、妖艳肮脏的红色绸衣时，她的容颜再度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扶桑的东方情调必须在野蛮、愚昧和落后的生存环境中才能真正得以体现，这使克里斯的“英雄”拯救行为失去了他想象中原有的伟大意义，并使强者对弱者想当然的“拯救”呈现出极大的反讽意味。 作家描述扶桑的变化并不是出于嗜痂成癖的阴暗保守心理，或是出于认为只有妓女才能体现东方文化的思想，而是通过扶桑传达了一种观照东方弱势文化生存力量的全新角度：强者可以践踏弱势文化，却不能剥夺它存在的权力；弱势文化虽难免藏污纳垢，却同样具有自身强大的文化魅力。这种观照方式为作家在种族、性别双重份的迷失中提供了一个确认自身的有效方式。

东方女性扶桑包容一切、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一种东方雌性精神的体 现。她拒绝了克里斯的拯救，放弃了身体、爱情的自由，重新回到自己的族群继续承受苦难，如同地母般笃定、虔诚。克里斯对她坚守自我生存状态的选择百思不得其解，却终其一生爱恋、牵挂着扶桑，这个西方的白种男人直到六十岁时才悟到自爱上这个女人的原因“竟是母性。那种古老的母性，早期文明中所含有的母性”。“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浮荡最优美的体现。”这种母性包含“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

这一最终领悟揭示了小说中关于中国女性、母性、东方的文化隐喻。克里斯没能实现西方强者拯救东方弱者的梦想，却终其一生爱恋着这个“谜一样”的扶桑，甚至为了扶桑成为一个反对迫害华人的学者。

这个再次遭到反讽的“拯救”主题象征着弱势的东方文化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征服，扶桑因此成为民族群体的寓言，隐含着作者对自我族性的确认和弱势群体的辩护，正如小说中有关海与沙的比喻所包含的喻义：

“你以为海以它的汹涌在主宰流沙，那是错的。沙是本体，它盛着无论多么无垠、暴虐的海。尽管它无形，它被淹没。”

如果说扶桑与克里斯是有关东西方文化、不同种族之间的意义关系，那同胞大勇与扶桑则具有男权与女性之间的象征意义。大勇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以他的勇敢、威猛和正义维护同胞的利益，颠覆了西方人对东方男人的“刻板印象”，同时又在扶桑面前呈现出东方男权者的形象。

他以非人的方式虐待扶桑，心中却对家乡那个未曾见面的未婚妻怀有无限的牵挂和柔情，他至死也不知扶桑正是他未曾谋面的未婚妻。而知情的扶桑在男权者大勇面前只能沉默不语，她默默地做着他的东方“妻子”，并最终以她的忍耐包容感化了这个“恶霸英雄”直至为她慷慨赴死。扶桑为死去的大勇终身守寡。于是， 性别的压迫在扶桑身上遭遇了一个严重的反讽。

大勇这个曾经摧残她的男权人物为她而死，并成为她的最终归宿，父权、夫权下的女性与男性的对立得以化解，并在异国演绎成一个传奇的爱 情故事。这是作家在移民体验中面对种族、文化的冲击时，对本民族的男权与女性关系的重新认知， 这种女性意识明显与本土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有所区别。

“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③小说中扶桑分别与克里斯和大勇的情爱故事在性别、种族、身份方面具有多重的文化象征意义，《扶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寓言。

西方文明中的克里斯想要拯救东方弱女子扶桑，却被扶桑“谜一样”的魅所诱惑而沉醉；东方恶霸大勇虐待宽容忍耐的扶桑，最终却为了她对抗洋人而失去性命，“我”主动书写扶桑的故事却时常被她的品质所打动，进而反思自我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

这个在小说中始终沉默的扶桑以她东方式的“地母”形象征服了西方的拯救者、东方的男权者以及具有优越意识的现代人，化解了不同种族、性别、文明的对立，使“弱者不弱”焕发出东方文化内涵的神性光辉。 陈思和认为严歌苓塑造的小渔、扶桑形象具有一脉相承的人性意义和精神内涵：

“将少女小渔的精神世界从肮脏的假婚姻交易中升华出来，所有普通的人性因素如羞耻、道德、欲望、爱情……都轻轻地淡出，个人归化到一个大的道德范畴里去。我愿意把这种道德范畴称作宗教，一种东方民间气氛颇浓的宗教。这种宗教精神在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人性的力量在这种宗教般的弥撒里散发开去。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体现在对人性悲哀的深刻同情之中。” ④

参考文献：

1、[美]詹姆逊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张爱玲：《女作家聚会谈》，《上海杂志》1944年

3、《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新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见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注：本文段落排版较原文略有调整；插图为读书会编辑

本书以跨文化的研究视野，运用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等方法，梳理严歌苓小说及其影视改编在创作题材、女性形象、叙述模式和美学意识等方面的演变和拓展，通过文本细读和影视评论，揭示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严歌苓小说创作及其影视文学改编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并以此寻求海外华文文学新的“汉语诗学的话语”。

李燕，文学博士，观为广东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主要从事传媒理论研究和新闻业务工作。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多篇，参与编辑出版《广播的跨越——广东广播插图史》、《国际媒介融合的趋势和发展》等著作，获得国家级广播电视学术著作奖、省级新闻奖（社科论文）等9项，完成多项省部级课题。2012—2013年作为公派访问学者，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传媒产业与影视文化。（2015年本书封面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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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不小巧的女子”，她经历的一切，就像是苦难的代名词。 这是一部关于十九世纪北美洲移民浪潮的史诗性作品。

《扶桑》获第九届“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英文版进入2002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

文学评论家陈思和评价《扶桑》是“海外华人史诗的第一部”。《扶桑》发表于1995年，进入2002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陈思和评价《扶桑》是“海外华人史诗的第一部”。

小说《扶桑》从19世纪美国社会的群体层面和克里斯的个体层面展示了西方话语中的华人形象，通过主人公扶桑解构了东方主义的建构和想象，重塑了中国人的形象.《扶桑》以颠覆性的华人形象拨正美国史书中关于华人形象的套话，为现实中的中美关系提供一种形象参照.（黄明，严歌苓小说《扶桑》对华人形象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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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1959年1月27日生于上海，著名小说家、编剧。曾入伍担任文工团舞蹈演员、文学创作员，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创意写作硕士，作品由中、英文创作，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获国内外几十个重要文学奖项，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作品题材广泛，笔触多变，主题繁复，叙事精湛，被评论家称为“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

代表作：《雌性的草地》《扶桑》《白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床畔》《舞男》《芳华》等，散文集《波西米亚楼》《非洲手记》《穗子的动物园》等。2020年发表小说《666号》、《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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